科技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正在逐渐改变人们接触及了解文化遗产的方式。在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8.4%，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传统的线下转为从线上获取信息。人们的浏览习惯也从单一电子设备走向多元化，尤其是近几年使用手机获取讯息的比例大幅上升。最近还出现了“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一词，用来指代自幼就熟悉信息技术的人。在当前的数字化浪潮下，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选择将资源以数字的形式进行保存和展示，以增加信息的传播范围，并提高公众参与度。
研究表明，数字化进程不仅改变了文物资源的储存和呈现形式，也对业内的资金、人力分配及政策制定产生了极大影响。大量资金和人力资源被投入到数字化项目中，如2000年启动的数字故宫项目、2012年推出的百度百科数字博物馆计划和2019年提出的两亿微博电子化提案等。就在不久前，“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广受好评。
步入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会更依赖于网络，而目前对于如何评估数字资源的质量和影响力还欠缺关注度。毕竟数字化的目的不只是产出资源，也要确保这些资源能为社会带来长远的良性影响，否则它们很可能成为“数字垃圾”。对数字资源的实际影响力缺乏了解还会导致：
- 无法明确前期的资金与人力投资是否得到有效利用；
- 无法明确对数字工具的使用是否得当；
- 无法根据评估反馈对项目的不足之处进行调整，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
这些问题体现了评估数字资源的重要性。虽然博物馆业已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绩效考核体系，但这套体系还是更多依赖定量而非定性的指标。定量指标的优势在于可以直观明了地反映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却无法告知我们这些数字背后的深层意义。而文化产业的特殊性恰好在于其“绩效”的不可量化性，我们很难用一个如网页浏览量的数字来体现一个博物馆成功与否。因此，我们不应一味追求“数量性结果”，还需同时考虑“质量性结果”，让数字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机构发展提供决策证据并对大众产生积极影响，达成博物馆服务于民的使命。
基于当下的数字化背景和博物业面临的问题，我于2018年开始了自己的博士项目，旨在构建一个涵盖量与质的数字资源影响力评估体系。从个人的角度，我一直认为生活多少是需要一些“意义”的。我在参与文物数字化项目的时候常常产生一个疑问—“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由此，我生发出了想要评估数字资源影响力的想法。作为资源开发者和使用者，我都希望了解这些资源存在的价值和可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
这项研究具有学术及实践的双重意义。在学术层面上，它将填补我国“数字影响力”的研究缺口。从理论上将中国文物遗产去西方化，针对我国文化特点来定义“影响力”并构建影响力评估的概念框架。在实践层面上，该研究致力于提升大众、业界人士及决策者对数字影响力的意识；完善现有的博物馆评估制度，为之加入数字化考量；推动定量和定性指标的综合使用以确保评估结果为博物馆发展和政府资源配置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尤其是针对体量较小的博物馆，定性指标将弥补其在数量上的劣势，更完整地体现这些博物馆的价值。
在与业内专家的沟通中我发现，很多数字资源开发者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假设，如：
- 只要把资源数字化就一定会有用户查看/使用它们 (You build it and they will come)；
- 只要数字资源是可以使用的，不必费力更新数字基础设施或提升数字运营策略；
- 用户和机构员工关心的是数字资源的可使用性而不关心其影响力。
数字产业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就要致力于自我检视并打破思维预设。中国拥有丰富的文物资源，然而人们也许不知道的是，每个博物馆能展出的藏品仅占藏品总数的百分之几，大部分藏品还是处于沉睡状态。如能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会，开发高质量且极具影响力的数字文物资源，就能让更多人了解中华文化、让尘封的珍品更好地存续下去。
Shalen Fu 